第二章 科举功名一场空（5 / 14）

谕忿恚而泣”。

大主考李九我清点了试卷数目，发现少了七份卷子，于是就问教谕是怎么回事。教谕答说：“七卷大不通，留作笑资耳。”李九我命其找出这七份卷子，照张岱的说法，“公一见，抚掌称大妙，洗卷更置丹铅。易经以大父拟元，龚三益次之，其余悉置高等”。

主考李九我虽然有意把张汝霖放在榜首，但是“南例无胄子元者”，官员的长子不能放在榜首，这是南方的惯例，所以大主考李九我就以龚三益抡元，张汝霖放在第六位。后来李九我对别人说，这么做有违自己的良心，“此瞒心昧己事也”。科考有许多不成文的规矩，其中之一就是上榜的考生要向主试考官表示谢意。张汝霖也照规矩行事，“揭榜后，大父往谒房师（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教谕），房师阖门拒之曰：‘子非我门人也，无溷我。’”

三年考一次的乡试一如进京会试，过程复杂，规矩又多，应试的考生有数百乃至上千之多，耗时数日，显然张岱为求叙述精彩而把过程简化了一些。但重点是主考官李九我能随机应变，又能惜才，教谕则是照章办事，不知变通，容不得考生有异见。幸好张汝霖的才情能获得赏识，脱颖而出。如果被打入冷宫的这七份卷子果真写得很好，这或许说明了教谕对向来囊括榜单的绍兴人心存偏见，要不然就是他有特定的人选想呈给主考官。张汝霖后来当官，也做了主考，便特别留心榜单以外的考生，是否有遗珠之士，但是最后却因时常力排众议，而遭到解职。

张岱笔下的文人世界充斥各种矛盾：一边是令人目眩的名望与机会，一边是郁闷、沮丧，甚至肉体的衰亡。张岱继续细数参加科举的族人，父亲张耀芳也经历类似的困顿与疾病纠缠。说到这里，张岱的语调更为粗涩，父亲早年生活顺遂，但随即困顿。万历二年（1574），张耀芳生在绍兴，自幼“灵敏”，很早就开始读书，“九岁即通人道”。张耀芳十四岁就取得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