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关心，确知为狱中所作，方在《近代诗钞》中录为林诗之殿。至于黄彰健所说，似无在狱中作此诗示谭嗣同的理由，言之成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兹述其情况如下：
一、狱中作诗，不必题壁。“四京卿”系狱，其实是住在所谓“火房”，饮食起居，并不受虐待。传诗相和，事所恒有。如杨深秀自八月十一至十三日皆有诗，十一日所作为七律：
久拼生命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自晓龙逄非俊物，何尝虎会敢徒行？圣人岂有胸中怒，下土空思身后名。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
语气激烈，已抱必死之心。林旭亦复如此，就刑时“含笑口微哄”(见《唐恒虞渊集》)，如此从容，则根本未存脱罪之想，亦无所谓“将使同党无辞脱罪”。因为此案只论利害，不论是非，脱罪不脱罪，根本不在承认不承认。
二、其时刑部司官，或与“四京卿”有旧，或则敬服其人，所以狱中甚受优遇。即使此诗笺落入狱卒之手，亦绝不致“呈堂”。按：是时刑部提守厅主事为乔茂萱，对系狱的“四京卿”颇为照顾。唐恒诗中“幸赖乔公贤，为收无家骨”的“乔公”，即指乔茂萱。
如上所述，此诗确为《狱中示复生》，而非八月初三以诗代简，劝阻以东汉何进、董卓之史事为鉴。而梁启超所以要作此解释，原因很简单，是替他的老师康有为掩饰一大错。这一错就是：早有人说过袁世凯不可靠，主张用董福祥，而康有为不听，出之以鲁莽，派谭嗣同说袁，以致一败涂地。岂非康有为要负最大责任？
至于陈石遗说此诗的技巧，自是专家的见解。但是此诗故典今用的特殊涵义，则以未暇深考，故亦不能搔着痒处。
林旭此诗之妙，在活用“健者”一典。而“青蒲”意何所指，尤须确切掌握，始能明其主旨。主旨既明，始知此诗章法，如水就下，流畅无比，固无所谓“倒戟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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