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人，却一直有不同的意见，如林旭诗句：“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则是主张用董福祥。黄彰健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六林旭传，以及康有为自编年谱，说戊戌八月初三，康约梁启超、林旭、康广仁、徐仁录、仁镜兄弟开会，决定派谭嗣同游说袁世凯。林旭鉴于东汉何进利用外兵清除宦官，导致董卓专政，因以此诗代致谭等，表示反对。因而下一断语：
梁（启超）既系与会人士，则其释林此诗“千里草”三字，应较陈衍所释为可信。
此即表示黄彰健相信“千里草”虽为“董”字，但指董卓而非董福祥。此说不然，仍以陈衍所释为可信。按：《石遗室诗话》：
是时余居莲华寺，暾谷无日不来，千里草二语实有议论而主张之者。但以诗论，首二句先从事败说起，后二句力追溯未败之前，君谋如是。不待咎其不用，而尤咎之用在其中。如此倒戟而出之法，非平日揣摹后山绝句之深有得者，岂能如此？舍暾谷，无他人也。
又：陈石遗《近代诗钞》载林旭此诗，题作《狱中示复生》。黄彰健认为：
林在狱中以此诗示谭，似不可能。而且林作此诗，如被搜出呈堂，将使同党无辞脱罪，而林氏亦无承认同谋，其罪仍不轻，林氏当不致出此。
因而相信林旭此诗，作于八月初三，亦即相信梁启超所记为不虚。但黄彰健又说：
戊戌政变记林旭头两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其言“报主恩”，与撰谭嗣同传酬圣主语气相同，恐系梁有意窜改。
则目光如炬，烛照无隐。事实上梁启超还改了第一句。而且以我的看法，梁启超还曲解了“千里草”。为了要曲解，又不能不说此诗作于八月初三。
先谈究为狱中所吟，还是八月初三所作？这一点，当然是陈衍的话可信，因为他其时身在京师，与林旭过从极密，于其身前死后诸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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