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古代虽然常将富贵二字并称,但在实践中却是“贵富”,即贵者必富,但不可因为富而贵。司马迁虽然在《货殖列传》里说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但那不过是这些“素封”(没有官爵的富家)在古代中国最后的一点余晖了。在汉武帝的盐铁、算缗、告缗、平准、均输等法令之下,他们纷纷破家,在接下来的两千多年里再也没有恢复到太史公在货殖列传中描绘的那种可与王者分庭抗礼的地位。
而发生这一切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在其著作《管子.国富》之中提出“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即全社会如果只有“农战”这一条出路获得富贵的,那这个国家的战斗力最强;如果有两条出路获得利益则军队就会衰弱;更多就等而下之,甚至国家会因此灭亡。其后商鞅更是把管仲“利出一孔”的思想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反对诗书,反对言谈,反对私教,禁除游学,以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商君书说民篇》中说“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农战篇》云:“善为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偷淫,则国力搏。国力搏者强,国好言谈者削。”
战国残酷的竞争也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施行了这一制度的秦国国力强盛,消灭了人口更多、文明程度更高、人才更多的东方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虽然后世虎狼之秦被视为反面典型,但其“利出一孔”的思想始终被统治者视为建立维持大一统帝国的不二法门。像徐渭这样的士人不管多么藐视礼法,放荡自行,但在还是认为国家,或者说皇权(当时的人无法区分这两者的)拥有对社会财富的最高分配权,任何触动这一法则的行为和思想都被视为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是最为大逆不道的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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