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照法律办。这是他在九月十四日对美国西岸报人的谈话，今日重说一遍。
这最后二十五字，写得极见内功?选不温不火，但把蒋对他的态度，画龙点睛了。为了雷案，他显然被蒋介石“见外”了?选不过，胡适在蒋面前一再“盼望此案能够司法审判”，未免书呆?选军法或司法审判，在国民党内定判决结果下，又有何不同？又有什么好争的啊？胡适对蒋介石苦口婆心，而蒋介石居然说：“胡先生同我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政府。”胡适听后，激动了起来，说是话说重了，在这天日记中，犹情见乎辞。胡适“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始终不渝。他早于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蒋政权危急时，力求美国支持蒋作战，且在美国人面前流了泪（见司徒雷登函载rea＆brewered.，theforgottenambassador，p．292），有点像秦廷之哭。如此拥蒋使他根本没有多少旋转余地，却有无限伤感。他对国民党和党外，都有雾里看花的一派天真。中国政治中像他这种有地位的清客，最后是及身而绝了。最可怜的是，以他最后的苦口婆心，竟连一雷三毛都不能救，他的悲哀，也就可想而知。“雷案”发生后，胡适应该以不回台湾为抗议、以辞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为抗议，这样多少会给蒋介石一些压力。但是胡适回来仍做他的院长，甚至不便去探雷震的监，终于在蒋介石的权威下妥协了。胡适写文章喜欢宣传黄以周“实事求是，莫做调人”的立场，但他自己，却始终未能免于“调人”之讥。
《自由中国》被封闭之后，言论自由更无一点空间，怎么又冒出一个轰动一时的“文星事件”呢？文星书店是一九五二年创办的，《文星》杂志是一九五七年创办的。在《文星》杂志创刊后的前四年里，它只是一个正派而普通的刊物，成绩平平。真正的突破，在李敖进人《文星》以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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