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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的德国曾任调和中介(2 / 4)

,只要不用公开的条约形式公布出来。而德国热心于调停中日战争,根本不是帮助中国,而是为它的盟国日本釜底抽薪,压迫中国投降。

九国公约国会议从11月3日开到11月5日,仅仅通过了一项空洞无物的决议:谴责日本企图以武力改变中国现状的政策。日本对此视若无睹,在占领上海后,继续向南京进攻。11月28日,陶德曼在上海建议再作一次中日和平的努力。12月1日,德国外长牛赖特劝告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中国已无法转败为胜,而时间对中国不利。”

十分明显,此时德国加紧调停的步骤,目的在于配合日本速战速决的方针,帮助日本拔出泥足,以便共同对苏作战。在日本军事逼降和德国外交诱降双管齐下的局势下,蒋介石动摇得非常厉害,他主张“坚守”南京不是为了战略上的需要,而是等待陶德曼到南京来再作一次调停中日战争的努力。

12月2日,陶德曼在外交次长徐谟的陪同下由上海到了南京。为了推卸卖国投降的责任,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将领会议,叫徐谟列席,报告昨天陶德曼所转达的日本的条件。

当时参加会的高级将领,揣摹蒋的意旨,赞成以日本所提条件为进行和谈的基础。会后蒋接见了陶德曼,向他提出三点:一、以日本建议为和谈的基础;二、保持华北领土主权之完整;三、和谈中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已成的协定。

蒋介石怀疑“日本人说话不算数”,希望德国在和谈中作双方的公证人。陶德曼表示德国只能在幕后活动,不便公开参加谈判。他特别强调必须反共。蒋介石请德国转达日本政府,中日举行和谈时日本政府对于所提的条件,必须绝对保密。由于日本陆军派军人自恃武力,没有等待德国调停成熟,继续向南京进兵,12月5日蒋匆匆离开南京,13日南京陷落,德国的第二次调停遂告停顿。

12月6日,蒋在汉口召开最高国防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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