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的制度腐败化到腐败制度化（二）（1 / 3）

4、行贿基金的出台

“公行”取消之后5年(1775年)，被再度恢复，这次商人们获得的垄断权更大了，可以专揽茶叶、丝等高利润的大宗贸易，并且独家代理外商在华的供销，按总额收取3%的费用。

当然，其所承担的连带责任更重，外商将不再直接缴纳关税等，“公行”成为外商与帝国政府之间的防火墙。

“公行”的定位至此确定，直到1842年被《南京条约》废除，“公行”(co-hong)在很多地方也被老外们称为“官行”(kwanhong)。

连带责任的加重及政府勒索的加强，令“公行”产生了强烈设立公共避险基金的冲动，这直接导致了“公所基金”的诞生。

推动“公所基金”的第一个动力，在于帝国政府要求“公行”承担起讲合同、守信用的模范，凡是拖欠了外商货款的，一律由“公行”先行赔付。这是一个财经制度上的“连坐法”。而第二个更为强劲却不便说出口的动力，则在于帝国政府及其官员对“公行”的勒索日益加强。

这种基金的准确成立时间，说法不一。fredericwake

而“伶仃洋时代”的最大变化，就是行商们在鸦片走私中的中介作用大大下降，这导致了官商勾兑程序的巨大变化——外商们越过了华商，直接与官府开始勾兑，用马士的说法，这“大大提高了行贿的效率”。

马士将鸦片走私的“伶仃洋”时代，分为3段。第一阶段，从1821~1828年，伶仃洋逐渐形成鸦片集散中心，外商开始直接面向终端渠道批发鸦片，原先的中介者行商们日渐推出，鸦片的走私量从1811~1821年的年均4494箱，增加到1821~1828年的年均9708箱。

1828~1835年，是“伶仃洋”时代的第二阶段。在两广总督于1828年颁布了更为严格的禁烟令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