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计入之难，超乎今人可想象范围。这也是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建立户籍制度国家的主因。两税法实行之后，所有税收都并入其中，改行统一按每户的实有田亩和资产征税。改革大大简化了税收程序，从而降低了征收成本。更重要的是，两税法的实行，使中国的百姓第一次有了迁徙的自由，也有了土地买卖的自由。这在历史上无疑是一次进步。两税法的实施，也许会成为帝国中兴的契机。但是，唐帝国的两税制在实行之始，有着设计上的缺陷，这都是基于帝国政府只求简化自身操作上的困难，而把矛盾推向民众的思维。而且，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的叛乱，打乱了李适的计划，使他不得不提前开始武力削藩。一时间，群雄并起，战火不息。大唐又陷入了内乱时刻。当时，两税刚刚实施，安史之乱造成的破坏尚未完全恢复，朝廷负担不起每月高达一百多万贯的维稳经费。李适下出第一步昏招——听从度支判官赵赞的建议“借商”。即规定财产高于一万贯的商人，只准留一万贯作为经营产业之用，其余的一律借给朝廷充作军费。待朝廷讨贼成功后归还。于是，首都长安的公安局局长韦祯(京兆少尹)亲自督阵，长安城管队长薛萃(长安尉)亲自驾车，每天一路搜刮财货，不亦乐乎。一旦怀疑对方没有如实申报财产，当场大棒伺候。所有富户的田宅一律封存估价，奴婢尽数抓走出售。这样一场混乱之后，却只筹到八十八万贯，那些热衷于执行政策的官员们，口袋却全都鼓了起来。终于，横征暴敛与赤裸裸的掠夺，酿成了长安罢市商人上街请愿的“群体事件”。但是，这依然无法满足“维稳”军费之用，而两税法此时尚未见效，只能再开税种。于是，赵赞又想出一条妙计——税间架、算除陌。实际就是房产税与交易印花税。旧唐书记载：“凡屋两架为一间，分为三等：上等每间二千，中等一千，下等五百。所由吏秉笔执筹，入人第舍而计之。凡没一间，杖六十，告者赏钱五十贯。除陌法，天下公私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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