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只怕农药厂也承受不了。”
何强摇了摇头，说：“群众的生命健康这是第一位的。哪怕农药厂因此破产，该赔偿还是得赔偿。”
卞太炎说：“这事等司马市长回来，我再跟他商量。”
何强提醒道：“不管怎么样，这事要尽快平息。目前我市刚刚出台‘河东精神’，又在大张旗鼓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若是农药厂的事情闹大了，那可是一票否决。”
跟卞太炎通话后不久，黄能赶了回来，他了解的除了卞太炎说的那些情况外，另外还补充了一些上访细节。
这次上访的带头人是死者朱有贵的妻子田桂花，他们原来都是农药厂附近的村民，后来都进了厂里打工。去年，朱有贵被查出得了肝癌，当即被农药厂辞退，他妻子为了给他看病，只好从厂里离职。厂里只给了二千块，说是救济老员工，他们当时没有精力跟厂里争取更多权益，也就默认了。为了看病，这一年来，他们花光了一家全部积蓄，还背了十多万的债，最后连上初中的女儿都不得不辍学在家。
在走投无路下，田桂花听从亲朋分析，坚信丈夫朱有贵得病跟在药厂工作有关，朱有贵离职前所在的车间是炼药车间，属于厂区污染最严重的地方，单单刺激性气味，正常人都接受不了。这个三五十人的车间，除了她丈夫，已经先后有了两人死于癌症，还有多人患上了肝炎、淋巴肿大、肺结节等重症，但是因为这里工资是其它车间的一点五倍，许多人还是愿意冒着得病危险，到这个重污染车间干活。
田桂花跟厂里提出赔偿要求，结果厂里说她丈夫早已不是工厂职工，加上她丈夫得病的原因，没有医学证明是因为药物污染所致，被厂里拒之不理，这才迫使田桂花到市里上访。
何强得知情况后，虽然对河东农药厂的无情感到愤怒，但是他也知道想让厂里一下子拿出多少钱来不容易。
河东农药厂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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