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的一天，我爷爷扛着锄头到田里去锄小麦。从头年秋天开始，跨过一个漫长的冬季和一个荒凉的春天，几乎没下一点雨雪。河流干涸，池溏见底，一堆堆蝌蚪干死在臭水坑里。井水落下去一扁担。街道上尘土飞扬。南边胶州岭地人畜饮水发生了困难，早几日已有马车拉着大缸和牛皮口袋来村里拉水。村长马大爷看看村里那口唯一能饮用的井中水日渐下落，便派人手持棍子站在井边护着。任凭那些拉水的胶州人怎么样苦苦哀求，马大爷也不许他们再从井里打水。爷爷扛着锄头走在街上，有人问他：管二，还锄啥呢？麦苗子都能点着火了。爷爷说：闲着心烦，到田里去转转。走进自家的麦田，爷爷感到心灰意懒。他看到那些麦子只有一虎口高，顶上挑着一个苍蝇那么大的穗。完了，爷爷想，大歉收已成，连种子也收不回来了。爷爷对我们说：咱家的麦子还是长得好的呢，甭管大小还算有个穗儿，弄好了兴许还能打上半斗“蚂蚱屎”，大多数人家的麦子连穗子都没秀出来就“鸡窝”了。爷爷站在麦田里，放眼望去，看到三县交界处的宽广土地一片荒凉景象。往年这时候，应该是麦浪翻滚、禾苗葱绿；可今年此时，只有那些极其耐旱的茅草和小蕲顽强地挑着一点绿。干旱使土地返了碱，沟畔和荒地里一片银白，好像落了一层霜。爷爷坐在黑土地上，装上了一袋旱烟。苦辣的烟雾呛出了他的眼泪。爷爷的心里比那旱烟还要辛辣。擦擦眼泪，看到眼前那几棵垂死挣扎的野草上，排列着密密麻麻的蚜虫。几只火红色的大蚂蚁扛着蚜虫跑来跑去。爷爷挖了一把黑土，用手攥着。他感到黑土又硬又烫，好像从热砖窑里抓出来的。田野里热浪滚滚，阳光毒辣，令人不敢仰视。高远的天空万里无云，只有在遥远的地尽头，好像有一些似烟似雾的东西在袅袅上升。一声乌鸦叫，声如裂帛。天越旱鸟越少。前几天还有成群的麻雀跟着胶州拉水的马车低飞，这几天也不见了踪影。村子里那眼水井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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