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二十七章 道法异同（7 / 8）

是，汪中没有从文字狱和华夷之辨来说，而是围绕着“目的论”和“形式论”来讲的。

汪中的评价是，曾静这个人既傻又不傻。说他傻，是因为此人迂腐好古，以为凭着“华夷之分”的说法就能打动岳钟琪；说他不傻，是因为他在《知新录》中一些想法没错。他的观点与辕固生之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从“形式论”来讨论统治合法性问题。

话说从儒家的“道统”上来说，士人阶层历来都自认为是承绪道统的代表；所谓道义若在，民心必向，民心若向，天命必归。而从这个逻辑上讲，历朝历代的所有皇帝都不具有政治合法性，只有秉承道统的“士”才是受命于天。

汪中告诉陈青松，当雍正搬出君臣大义来反驳，他就无异于肯定了黄生的“目的论”，而必须面对辕固生的“形式论”。也就是掉进了当初汉景帝的两难处境，怎么说都是错。

陈青松至此恍然大悟，这事从头到尾，让无数后人争论的“华夷之辨”根本不是重点，以“目的论”和“形式论”为根本的政体合法性才是。乾隆恐怕在没继位的时候就已经看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所以他上台立即收回销毁《大义觉迷录》，并杀了曾静和张熙，让天下人闭嘴。

换言之，只要北海镇搞君主制，政体合法性这事天下根本没人会提。

古代的读书人之所以总拿上古三代说事，那是因为尧舜禹的帝位传续在形式和目的上都没有争议，让皇帝效法他们仨那是谁也挑不出毛病。换其他人你敢乱说试试？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分分钟打成乱臣贼子。

当然了，汪中趁机还向陈青松兜售了不少顾炎武的“众治”思想。陈青松对这方面的了解还真不多，泛泛一听，像什么扩大知识阶层的选拔、允许民众讨论国家政治的得失、将风俗与法律结合起来端正人心都很不错。

不过当昨天晚上他和赵新谈及此事的时候，对方笑着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