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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二十六章 红溪惨案的真相(3 / 7)

早期的时候,甲必丹在华人中的权威性毋庸置疑,他们都是由旅居巴城的华人宿老通过相当民主的方式选出和任命的。华人的人头税都要在甲必丹那里缴纳,然后再转给东印度公司。

但是,所有种植园里的雇工和离城相当远的华商们,都不受城内甲必丹和雷珍兰的管辖,而是被置于荷兰人司法官及其部下的直接监督下。尽管如此,按照规矩,这些种植园的华人经营者每年必须还得通过甲必丹交纳其雇工的人头税。

这种舍近求远的拧巴政策下,以华人那尿性,真正按规矩交税的肯定没几个。种植园主们宁可与贿赂司法官通融一二,也不愿去城里给甲必丹按人数交税。毕竟不交税的非法劳工越多,华商们就越能获利。荷兰司法官对此也何乐而不为,正好收取贿赂。因此,甲必丹的威望江河日下,而腐败行为日益滋生。

最后,那些投资甘蔗种植园的甲必丹和雷珍兰们也成了舞弊活动的一份子,结果是造成恶性循环,短期的腐败行为取代了长期的合作。底层的华工被这些人盘剥压榨,同时还要借高利贷偿还蛇头的费用。一旦有人不满,华商们就用向荷兰人告发来威胁他们。

舞弊行为的全面铺开,导致巴城的蔗糖价格干不过英属孟加拉的蔗糖,销量下降,于是荷兰东印度公司便突然大幅度降低蔗糖收购价格和收购数量,从而直接打击了本地的甘蔗种植业,大批经营种植园的华人成了牺牲品。

陷入破产的甘蔗园经营者很多都是普通华人,他们创业时并无资本,要靠借贷经营。而那些用高价租佃土地以经营的种植园的华人就更不用提了。他们和带清的佃户一样,首先要保证地主获利才行。

陷入破产的华工和小华商们成群结队出没于乡间,蔗糖业的凋敝,导致城内其他行业的华人生计也愈发艰难。荷兰人的征税措施和勒索使这些人如同被挤压的海绵,数以千计的老人和年轻人由于丧失了土地、金钱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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