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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大宋的底蕴(6 / 7)

与大宋无关。

而远在临安城中赵佶身为大宋皇帝,要考虑的问题显然更多,却不可能像苏迟这般“单纯”。

备战肯定是要备战的,但比备战更重要的是判定大同究竟在袭庆府之乱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只有搞明白了这个问题,才能判断同军会不会就此发动攻宋之战,而大宋还来不来得及劝阻对方等等。

实际上,徐处仁丢掉袭庆府的消息传到临安,教主道君皇帝便立即向大同帝国派出了中书侍郎白时中带队的使团。

目的当然不是讨要已经落入大同手中的袭庆府,而是感谢对方替大宋控制住了动乱,并承认同军的实际控制线,以尽力避免两国之间的大战。

好消息是白相公很顺利地进入了大同境内,坏消息是之后便没有了进一步的消息。

在此期间,京东西路关于经略副使苏迟借备战之名,搜刮民脂民膏以自肥的弹劾却如雪片般飞到临安。

大同的态度没有摸清楚之前,赵佶哪有心思关心一团乱麻的京东西路?

截至目前的各方面情报显示袭庆府的动乱似乎真的只是意外,至少同军进入袭庆府后并没有趁势追击溃军进入济州。

可大同正乾皇帝用兵手段出神入化,极擅隐真示假,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之前,谁都不敢松口气。

在大宋君臣的胡乱猜疑中,京东西路再次传来急奏。

这一次,并不是战事,却比战事更加惊天动地——有人撰文《孔子改制考》。

这篇文章有明显的“格儒”风格,开篇就指出了儒学先驱周公旦创制“礼乐制度”,本意是周革商命,需要以新的社会制度解决新的社会问题。

数百年后的孔子继承先贤,修订《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六经”,目的同样是为了解决礼崩乐坏的春秋乱世社会问题。

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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