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一直闪烁着红色”。同样，虽然是一起偶发事件，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熔融那一天，在苏联监控的信息流量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尖峰。知道寻找什么类型的关键词、谁是通常该考虑的嫌疑人，同时了解他们彼此是如何交流的，这样就能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帮助预测罕见但重要的事件。
当我和唐一起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问自己，一个监测病毒中的恐怖信息的全球系统该是什么模样呢？我们如何监测发生在人和动物之间的成千上万的接触，以便发现预示着流行病逼近的恐怖信息事件呢？从我们的研究领域来看，这种事件就是新型病毒跳到了人类身上。
显然，一个依赖像灵长类动物学家这种群体的系统是不够的。他们的主要关注点是动物的行为和生态。一个理想系统要监测全球范围内人类和动物群落病毒的多样性，发现感染源何时从动物跳到人类身上。虽然理论上可行，但建立这样一个系统，在当时缺乏资源和技术保障。
正如我们在第10章里将更加详细讨论的那样，虽然目前准确而充分地调查人和动物身上病毒多样性的实验室研究方法一直都在提高，但还没有达到在全球部署监控的程度。简单地逻辑推断一下就会发现监测每一个人是行不通的。作为起步，我们需要一个更集中的系统——该系统瞄准一小群“哨兵”，他们是我们可以利用现有资源监测病毒恐怖信息的关键群落。
我清晰地记得自己第一次思考狩猎在感染源传播中所发挥作用的情景。作为一名哈佛研究生，在前两年我专门研究了野生黑猩猩群落。成为生物人类学系研究生的快乐之一，就是能够与著名教授埃尔夫·迪沃夫（Irv DeVore）互动。埃尔夫是一位灵长类动物学和人类进化学的骨干教师和思想家（见图9-2）。
1993-1995年，我担任埃尔夫的助教，他当时与哈佛心理学家马克·豪泽（Marc H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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