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以玄武门之变来细说他的看法。公元626年，有志谋取大位的李世民公然斩杀储君，拘禁父皇，任由心腹在玄武门杀死其余兄弟。李世民登基之后，是为唐太宗，谕令史官“直书玄武门事”。史官下笔自然得字斟句酌，但对张岱而言，这就形同月食而不匿：“食而匿，则更之道不存；食而不匿，则更之道存。不匿，则人得而指之，指则鼓，鼓则驰，驰则走，走者救也，救者更也。”因此，唐太宗的做法值得称许。
别的史阙就比较容易处理，张岱以“颊影”来比喻——在烛光之下勾勒轮廓，倒不一定要画出眼、眉的细节，但有时就需要填补细节。就如张岱所言：“余于是恨史之不赅也，为之上下古今，搜集异书，每于正史世纪之外，拾遗补缺。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
张岱又举两个唐太宗的例子，来解释补阙的过程，一例说明如何推衍，一例则说明如何凝练。第一个例子取自野史，唐太宗遍寻王羲之的书法。正史对此事的记载审慎隐讳，但野史则加油添醋，以强调唐太宗取兰亭手段之刁诈、贪婪、狡黠。第二个例子则说明魏征左右唐太宗的能力，正史中有关魏征直言敢谏的例证不胜枚举，但是“鹞死怀中”这四字便可说明唐太宗的胆怯与不端：唐太宗在玩赏鹞子时，魏征突然出现，太宗大惊，把鹞子压藏在胸口，不慎把鹞子闷死。张岱写道：“盖传神正在阿堵耳。”以此例来说，“则是千百言阙，而四字不阙也”。善读史之人宁可得此四字补阙，而不愿读那处处阙漏的数千言。
张岱在《古今义烈传》提出“愤激”的概念，以掌握当下的慷慨激昂，这与“阙疑”能有所关联吗？虽然“愤激”有一部分出于历史人物的道德立场，而“阙疑”则保持道德的中立，但两者不见得不能相容。张岱在衡量哪个族人值得为之立传时，还是舍迂回偏差而取行事极端，以凸显时局之错乱。张岱在评注《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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