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丁日昌初无袒护之意，无奈祖母心疼孙子，纵容潜逃，亦是可想而知的。《清史》稿说丁日昌孝友过人，抚吴之日，迎养九十岁老母黄氏于署中，慕如儿时，又亲为其兄煎药，所以对丁惠衡，丁日昌遭遇了极大的难题，行法则伤亲友，孝母则不免徇私，更是可想而知的。
此案自应宝时至马新贻，皆不免枉法。而枉法的动机，似有可原之处。此中是非，无法深论。但我有一点发现，自信不虚，即马新贻的被刺，实以此案为导火线。
马新贻被刺，在此案定谳之后一个多月。清朝有所谓“四大疑案”，马新贻被刺即为其中之一。不久，上海演出一出新剧，即名“张汶祥刺马”，说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汶祥为友复仇。又有一说，马新贻与新疆的回乱有关，实皆谰言。殉公而又蒙谤，不平孰甚！因此我在写《慈禧全传》，曾细述真相。如今更可作一补充，为读者一谈马新贻被刺的近因。
先总括一句：马新贻之被刺，意味着湘军之夺回两江。换句话说，马新贻是湘军与淮军全面明争暗斗下的牺牲者。曾国藩本来是“诸葛一生惟谨慎”的人物，不但熟读史书，时时有功高震主的警惕，而且亦深明盈虚消长之理，所以别署“求阙斋”。凡事忌满，处处谦抑。在他当穷翰林时，做梦亦不曾想到过，居然有一天会封侯拜相，节制五省，征兵筹饷，任官施政，朝廷明白诏示，不为遥制。这样的权柄，是清朝开国以来，除了康熙末年的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恂郡王胤祯以外，谁也不曾得过的。当然，吴三挂、年羹尧也曾有过，但由僭越而来，非朝廷授权。而吴三挂、年羹尧的下场，对曾国藩则是两面再也清楚不过的镜子。
可是曾九帅——曾国荃之独成大功，则曾国藩很明白，是他一手所强致。以他求缺的本心来说，是过分了一些，所以内心特感不安。金陵未下，便已决定了裁抑湘军的基本宗旨。他说过，“办大事以觅替手”为第一，因而扶植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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