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臣父之，年逾八旬，臣家的堂名叫‘爱日堂’，倘蒙皇上赐书，荣及九族。”
皇帝便如言写了“爱日堂”三字，赐给陈元龙。“爱日”通常是人子爱亲之意，由皇帝来写这两个字，实在是异数，所以这个故事颇为人传诵。
到了康熙四十二年，陈元龙以老父衰病，奏请“终养”——奉养老亲，直待老亲寿终，持服期满再奏请起复，服行官职——七年之后，陈元龙进京，被授为翰林院学士，不久迁吏部侍郎。又放广西巡抚，颇有惠政。康熙五十七年内调工部尚书。此时又调礼部，正好主持拟定抚远大将军回京，迎接仪注一事。
“为什么是难题呢?”他说，“因为不知道大将军这次回京，算不算凯旋?如果是凯旋，有成例在，事情就容易办了。”
成例在康熙十九年。安和亲王岳乐受命为定远平寇大将军，于康熙十四年讨伐吴三桂，历时五年，方始奏凯班师。皇帝前一天驾临芦沟桥郊迎，第二天大将军到达，一起拜天，叩谢上苍嘉惠。仪节非常隆重。
如今既非奏凯，当然不能援用成例。陈元龙召集僚属，几经斟酌，方始定议。抚远大将军抵京之时，皇帝派侍卫一员慰劳：亲贵大臣自贝子以下，齐集朝阳门外迎接。进了京城，大将军诣宫门请安，皇帝在乾清宫召见赐宴，由诸皇子作陪。
复奏到达御前，皇帝只将赐宴一节删去，其余依议。礼部随即行文各衙门知照，按规定行事。有些人只以为“做此官，行此礼”，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有些人却别有想法。
这种想法是由热中而来。他们在想：大将军既非凯旋还京，本用不着如此郑重其事，足见皇帝此举，是在暗示，属意于皇十四子继承大使的初心未变。然则如今要迎接的，不是抚远大将军，亦不是郡王，而是一位未来的皇帝。倘或此时让他留下一个深刻的好印象，何患将来不大富大贵?
其中有个辅国公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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