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藩之乱”已经四年了,局势的演变,证明皇帝所作的“撤藩”的决定是睿智的。
最初是四藩,清朝开国以后的四个异姓王。定南王孔有征早死而无嗣,剩下三藩: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在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在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名为镇守,实同割据。尤其于盘踞西南半壁的吴三桂,自从康熙元年以弓弦绞杀永历帝由榔,斩绝明祀以后,逐渐跋扈,用人则吏部、兵部不得过问,用财则户部不得稽迟,每年耗费军饷二千余万两银子,邻近数省的收入不足以供应,还要取给于东南财赋之区。“他要干什么?养那么多兵!大乱之后,悉索敝赋地征敛了百姓的脂膏,去填他的贪壑,这是公平的吗?照这样子岁糜巨饷,何时才能修水利、劝麻桑、兴文教,与民休息,出现太平岁月?”这一连串的疑问,从皇帝十四岁亲政时,就已困扰着他。
多少日子积下来的深思熟虑,终于在一次御前会议中表达了出来:撤藩。没有人相信吴三桂和耿精忠能像宋朝那班开国的将领那样接受劝告,奉还兵权于朝廷,以享厚禄为己足。此举只能导致一个后果:激起叛乱。
八旗的重臣都期期以为不可,而二十岁的皇帝,断然作了决定,“撤亦反,不撤亦反!”他说,“不如先发制人。再拖下去,吴三桂羽翼更盛,“越发难制。”
拥护皇帝的主张的,只有极少的几个人: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至于汉大臣,在这种论用兵的廷议中,是没有发言的余地的。
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果然都反了。
平乱的军事起先很吃力,但皇帝深具信心;所以在亲裁调兵筹饷的大政,以及不分昼夜,批阅军报、指授方略之余,依旧亲近儒臣,不废讲学。这样到了康熙十六年,也就是三藩之乱进入第五个年头,战势已在控制之下,平定只是时日迟早而已。
那用兵的四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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