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了。虽是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利益不同嘛。
陈初六不敢硬碰硬，于是道：“浦学士之言，乃是真知灼见，但却是误会了。本官以为，祖宗之法设诗赋、论、策三者，乃是将且三者并重。本官只是说先策问而后经义、诗赋，并未说重策问而轻经义、诗赋。有先后之分，而无轻重之别。”
一开始就是诗赋、论、策三者并重，这算是回答了李若谷的祖宗之法不可变，但有先后而无轻重，则是回应了浦城章的话。并非单独以策问为重，同样也要衡量诗赋、经义。
李若谷说祖宗之法不可变，可从国朝初立以来，变了好几次。一开始，殿试只试诗赋各一首，这是继承唐代重诗赋的取士制度。太平兴国三年，加论一篇。
到真宗时，才把策论也提高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在这之前，策论只是在礼部试时存在，殿试上根本没有。
国朝初立时，朝中大臣都是刀山火海滚出来的，比较务实。凭借诗赋取士上来的人，不务实的越来越多，故而又加论一首。可加了论之后，不务实的人还是在增加，于是又拔高了策问的地位。
这其实体现了一件事，朝中数黄论黑的冗官越来越多，对务实职事官的需求与日俱增。只是能做事的人通常不会说话，很难掌握话语权，故而有苦难言。到了庆历年间，范仲淹改革取士之法，这才把策问提到头场考试。
但群臣与士子纷纷不满，旋踵又废除了，一如旧法。神宗即位时，将诗赋、帖经、墨义这些全部废除不考，只考经义与策问。选取诗、书、礼记、周易、周礼为本经，论语、孟子为兼经，分开考试。
可到了司马光执政时，又恢复了原貌。北宋默契，双方争斗不休，将进士一分为二，称为诗赋进士、经义进士。但北宋后来怎么样，大家都知道了。
陈初六只是将范仲淹做的事情提前一些，先试策问，以策问定其去留，后试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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