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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乡(2 / 5)

照片,上面拍着一只萎缩的手,几乎同少校的一样小,那是整形之前照的,经过治疗后就显得大一点了。少校用一只好手拿着照片,十分仔细地瞧着,问道:“是枪伤吗?”

“工伤,”医生回答。

“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少校说着便把照片递还给医生。

“你该有信心了吧?”

“不,”少校答道。

每天,还有三个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到医院来。他们都是米兰人。一个想当律师,一个要做画家,另一个立志当兵。有时,一天的疗程完毕,我们一起步行回去,到斯卡拉2隔壁的柯华咖啡馆去。因为四人结伴同行,就敢于抄捷径,经过共产党人聚居区。那里的人恨我们这些军官。我们走过时。一家酒店里有人喊叫:“abassogliuiciali!”3另外有个年轻人,有时跟我们同路,凑成五个伙伴。那时,他的鼻子毁了,有待于整形,脸上暂时蒙着一块黑丝绢。他从军校径直上前线,一小时后便负了伤。大夫们给他整了形,可是,因为他出身于一个非常古老的世家,医生怎么也没法使他的鼻子端正。他到过南美洲,在一家银行里工作。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谁都不知道战事将如何发展,只知道仗还在打,一直在打,不过,我们再也不用上前线了。

我们都佩着同样的勋章,除了脸上包着黑丝绢的小伙子;他在前线待得不长,所以没有得到勋章。那个想当律师、脸色苍白的高个子得了三枚勋章,而我们各自只有一枚,因为他是意大利突击队上尉,在前线待过好久,九死一生,故而有些超然物外。其实,我们都有些超脱。除了每天下午在医院里相遇外,没什么更深的交情了。然而,每当我们穿过城里的"禁区",到柯华咖啡馆去时,或在黑夜中并肩而行,酒店里灯光闪烁、歌声不绝之际,或者,当人行道上男男女女熙来攘往,我们不得不推开众人,挤到街上去的时候,便感到由于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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