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无私事,裴该的一言一行,皆有著作郎随时记录下来,以编纂《起居注》。这一制度可能是肇始于西汉武帝,或东汉明帝时代,但一直不设专职,要到晋朝,才确定由秘书监下属起居郎来负责——也算是司马氏对封建政治制度发展所做的少数几桩贡献之一了。
所以除非军国要务,严禁外泄,否则象规划新长安城之类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瞒得了朝臣——且还有工部、虞部掺和呢。因而不数日后,便有多名朝臣上奏,以天下未定,府库未充之故,请求陛下暂寝修城之议。
裴该回复说我没打算这就修新都啊,不过预先做点儿规划而已,能够浪费多少人力、物力?裴嶷却反倒提出:“新都非旦夕可成,必须先期规划。且建新都有利于彰显天子之威,国家之盛,即便天下尚未底定,亦可因应形势,徐徐为之。”
御史中丞熊远和监察御史陈頵都上奏驳斥,不过熊孝文主要是质问裴嶷,倘若现在就营造新都,人力和钱粮打哪儿来啊?陈延思则表示,以洛阳为都城正好,何必再劳民伤财,计划西迁到长安去呢?
不必裴该开口,徐渝就主动跳出来跟两人辩论了——主要这是他工部接手的第一件大工程,岂容他人破坏?而且营建新都是有望留名千古的,就跟“器勒工名”一般,将来史书上多半会记一笔,长安新都的总规划师是他徐渝徐子垠。
徐渝首先上疏反驳陈頵,说:“朝廷以关中戎狄多而不易镇定故,乃设西京,此事既成定论,御史不宜再沮。则旧日狭迫之城,岂能为我朝之新都啊?即便天子仍居洛,而不时西巡,亦当建城……”
然后再回答熊远的问题,并且趁机提出建议:“今祖公于三台破羯,所俘近万之众,行将押来河南。臣以为,与其如诸公所言,设屯务农,不如予我工部,先期于龙首原南平整土地,以便钱粮丰足时,营建新都。
“从来俘虏最难安置,彼等既从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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