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耕莘文教院，结果人山人海，场外的人比场内的还多，连讲台上都坐满了人。演讲广告上登：
残山剩水我独行
四百年来，台湾在外国人、外省人、本省人的相激相荡下，已经变成了一个畸形的、肤浅的、荒谬的、走火入魔的岛。李敖在这个岛上，虽然不见容于朝、不见知于野，但是独来独往的气概，“我手写我口”的气魄，却老而弥坚。这次应邀演讲，就是要在众口一声的时代里，呱呱大叫一番。
演讲过后现场签名卖书，价值五十万的书一卖而空。我签名时，黄菊文特别请来便衣“保缥”暗中保护我。菊文是我们发行党外书刊时的第一线总司令，与警总周旋，为功至伟。那天是1989年4月14日，多年不见的难友刁德善、李国龙等也来了。多年不见的台大法学院老学长黄奠华也来了。他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在台大时带我们参观过台北监狱，我一直记得他。
演讲过后，苏荣泉把它做成《四十年目睹怪现状》录影带、录音带发售，颇受欢迎。我在《林治平先生来信书后》一文中，有这样的回忆：
林治平先生信中又说：“那天本欲邀我弟一道去，但十三日他至日本谈生意，后来我给了他您演讲的录音带，他也说：看您的文章，不如听您的声音。”
四十年来，由于国民党封锁我演讲的机会和教书的机会，使我在“逞口舌之利”上，大受限制，所以我的演讲，根本没有练习，没有经验。一旦演讲，我只能搬出和扩大我日常的谈吐——主导式地令“群胡同笑、四座并欢”的谈吐，应场而已。我的音调太高、说话太快，好处在提神醒脑，不像蒋氏父子演讲那样“慢动作电影”；坏处是常常使听众跟不上，不但跟不上我快速跳跃的思路，甚至来不及鼓掌叫好。老友潘毓刚教授从美国打电话来，说看了我的演讲录影带，发现鼓掌为什么那么少？我说：第一，我使听众快速跟着我跑，不给他们间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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