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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星沉(1966-1970 三十一到三十五岁)(4 / 19)

是“荒唐的法律,任何文明国家所没有的法律”。骂中国文化是“哪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骂我们民族是连“最野蛮的民族”都不如之民族。并向友邦挑拨“把洋鬼子绑起来,这是中华民族美梦之一”。所列资料,尚极不完全;而此处仅随意摘举一二。由此可知李敖不仅对一切用尽毒词秽语;且欲见之于“开刀”“打耳括子”之行动,不仅诬尽中国一切文化;且欲挑拨台湾与世界友邦之感情,使台湾受到世界各国之轻视与敌视。共党未到,而李敖所发动之斗争清算之阴影,已笼罩于全台湾。举步方艰,而由李敖所出卖之民族立场,及向友邦之挑拨行为,已否定年来全朝野所作之“国际合作”之努力。

看了徐复观陈列的我的“罪状”,我真该“感谢”他,“感谢”他真是我的知己。我这些短于自知的大成绩和自己不好意思说的大成绩,竟这样简单扼要地肯定于亲爱的徐之口,足证我这短短四年的努力,是石破天惊的了!

如今,在《文星》被封多年,回看它的生前死后,的确也看到不少的沧桑。在《文星》上追求理想的那些战友们(事实上是唯李敖马首是瞻的人们),有的已经死亡,有的已经隔世,有的已经变节,有的已经自毁历史,卖友求荣,手数着钞票,脚脱离战场,不识大体地重新自文化人变回到市侩。……但是,不论怎样地浮云事变,我李敖绝不心灰意懒,我不在乎那些战友的来去,不在乎个人的浮沉,我关心的只是理想的追求,在追求理想的大目标下,我不怕孤立,照样勇往直前。

在《文星》共事和共患难的过程里,萧孟能、朱婉坚夫妇对我言听计从,没有任何怨言,表现了萧同兹的大家风度,这是很令我怀念的。现在我还保有萧孟能写给我的感恩信,说:“我是多么地感谢你!”(1962年7月6日)说:“您使我扬名吐怨气,万分地感谢。”(196年12月17日)虽然这些感恩,在多年以后,都被“正人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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