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当局催索甚急，数次以电话相促。先生在电话中高声答曰：我不会办，此为先生对最高当局之失态。即召我上楼，授以三案，要我整理合并，速成一案，语气间颇感失言之憾。越一日，而先生不起矣。当时传言：先生受最高当局切责，因而厌世，实为无稽之谈。时局急变，先生精神脆弱，因有“油尽灯枯”之叹，无力辅弼，此为先生厌世之基本因素。大家都知道，最高当局器重先生，尊礼有加，对人常称“布雷先生”为一特例，绝无责怪先生之事。
陈布雷在电话中跟蒋介石“失态”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失态”后第二天，就自杀了。可见他的自杀，“传言”中“受最高当局切责”一事，至少有“骆驼背上最后一根草”的效果。蒋君章这里意在把真相描白，殊不知愈描愈黑?选
在给蒋介石的信以外，陈布雷给潘公展、程沧波的遗书，最含隐痛，他说：
公展沧波两兄大鉴：
弟以百无一用之书生而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疏脱怠惰，盗窃宁静之虚誉，十余年来，误国之罪，百身莫赎，而近三四月来，健康日损，脑力益坏，思虑日益纷难，自验身心，已无一丝一毫可为非常时期之贡献，累旬自谴自责，致陷极度严重之心疾，不能自己控制，兹病患已不治，将与兄等长别矣。二十余年旧交，谬承爱护，有如兄弟，尚祈于无可原宥之中，体念弟万不得已之心情，而有以垂谅之。拙荆衰年孤苦可怜，而居沪别无可托之人，并望兄等有以存恤而照拂之。临书愧甚痛甚。诸惟心鉴。
弟布雷谨上十一月十一日
这信所说，显然是充满了自恨自悔的“自谴自责”，他说他“以百无一用之书生”想救国，“妄思自效于党、自效于国”，结果“十余年来”，国没救成，结果竟是“误国”?选“误国之罪，百身莫赎”。他在给洪兰友信中说他“忧心如焚，自责自讥”；给陈方、李惟果、陶希圣信中说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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