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迄今还有不少日本人想赖账，说没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未免太慷在南京死难的三十万军民之慨了(三十万之数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南京守不住，无可责怪，敌人挟兵员与武器的优势，以陆空立体战斗向易攻难守之据点进攻,势不可挡。所可议者，“与城共存亡”之誓徒托空言。若以死守之坚志与敌周旋，虽败犹可予敌重创。奈蒋介石一面与唐生智誓言死战，另一方面仍抱德国调停的希望。然则和战犹是未定，难以齐一心志。再就守城的策略而言，集重兵于南京一隅，未能布置兵力于首都周围都邑以为屏障，以便呼应运动其间，以消耗敌军，因而处处被动，使南京成为死棋，只能挨打。官兵再勇敢，虽不惜性命，但恨杀敌太少。及至不得不退却转移，仓促之间，命令无法实行，造成严重的无端伤亡。如此牺牲，岂非更加可惜？而此无关敌军之强，实由于我方战术、战略之不当。蒋介石与唐生智都不能辞此咎。而蒋氏于十二月十三日发表“为我军退出南京宣言”，竟谓：“政府所在地既已他迁，南京在政治上、军事上皆无重要性可言。予作战计划，本定于敌军炮火过烈，使我军做无谓牺牲过甚之时，将阵线向后转移。今本此计划，令南京驻军退守其他阵地，继续抗战。”(载《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卷)好像是完全照计划行事，完成使命而转移。岂其然哉!岂其然哉!事实上，因其计划之错误与混乱，不知造成多少无谓的牺牲!
南京失陷后，蒋介石于一九三八年元月十一日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指出“要维持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要巩固武汉，就要东守津浦，北守道清”(《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十五卷，页十三至十四)，因为津浦与道清两条铁路乃武汉三镇的屏障，保卫武汉屏障的责任则落在坐镇徐州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身上。日军在鲁南之师，于三月十日南下，孤军深入，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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