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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山舰浪里乾坤(1 / 13)

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全大会上,出了锋头,权力大增,但他并不踌躇满志,因为他是不做第二人想的。由于不做第二人想,一时的成功,更激发他更上层楼的野心与雄心。环顾当时的权力结构,国民党的右派,包括西山会议派在内,正处劣势,而其中人物颇与蒋有私谊,不会对他构成任何威胁。而国民党的左派,特别是汪精卫,正红得发紫,既有外援又有非蒋可及的党政资历,若要更上层楼,非向汪夺权不可。至于中共,既有组织与人才,又有俄共撑腰,断非蒋能控制。即使在军事上,他只是国民革命军的总监,上面还有军事部长谭延闿以及控制俄援物资的季山嘉,绝无法独断独行。他不满这种“现状”的心态早已显露,俄国人事后回忆,对蒋介石当时“追求独裁,反复无常,十分多疑”印象特别深刻。(参阅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页三六六至三六七)是以为了突破“受制于人的现状”,蒋虽表面上与汪打得火热,亲爱无比,在言论上十分“左”倾,事实上早已把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共产党作为假想敌,形成被迫害的幻想而伺机发动。令人惊奇的仅是,发动得那么快。一九二六年的三月二十日就发生了震动一时的“中山舰事变”,或称“广州事变”。事变的结果是汪精卫黯然离国,共产党的权力大大地被削弱!

此一简单的夺权事件,竟变成错综复杂的历史之谜,除了蒋介石本人故布疑阵外,斯大林的一厢情愿,以及汪精卫的有苦难言,导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害得历史学者们拼命猜谜。其实,就已出之史料,以公心分析,已足以解此案之玄。

我们不妨先看看当事人蒋介石于事后上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呈文,看他是如何交代的:

为呈报事。本(三)月十八日酉正,忽有海军局所辖中山舰驶抵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向教育长邓演达声称:系奉校长命令,调遣该舰,特来守候等语。其时本校长因公在省,得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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