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和我合写《蒋介石评传》,既属偶然,又有其必然性。
李敖早年第一部传记作品是《胡适评传》,原计划十册,只出了一册,不是写不下去,而是不愿意再把精力花在一个人身上。我自己写完《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一书稿后,也不想再写人物传记。两个人都不想,却又联手,同做冯妇,岂非偶然?
不过,偶然的背后有其必然,如箭在弦,不得不发。天下皆知李敖是蒋家在台湾极盛时期的“异己分子”,因而备受白色恐怖之害、牢狱之灾,自然恨蒋入骨。不过,李之恨蒋有异于蒋之恨共。蒋氏父子痛恨共产党,不仅自己忌讳不谈,而且查禁“匪书”,也不准别人看、别人想、别人谈,完全是避之若吉的态度。而李敖痛恨蒋介石则在牢底读穿《蒋总统言论全集》四十大本,密密眉批,标签犹在。出狱之后,更广事搜罗有关文献,不放过片言只语,将中国内地出版的各类文史资料中有关蒋介石的篇章,网罗殆尽。完全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态度。
李敖以一人敌一党,全台湾没有第二个,其勇气已经可嘉,当然不能期盼他以文字打倒蒋政权。然而自然规律请走了蒋氏父子,终结了一个朝代。李敖在剃刀边缘批蒋的时代也一去不返,胜利感之余,不无毋须批蒋的遗憾。但是遗憾之余,却又发现无心栽柳柳成阴。那无心之柳乃是为了批蒋而累积下来的大量研究成果,他的“知彼”功夫,早已使他成为研究蒋介石的“学术权威”,对蒋了解之深,已臻显微镜观察的程度,使蒋介石在李敖的研究里,骨肉袒裎,毛发毕举。这种“成果”如果与“朝代”一起随风而逝,未免是学术上的损失。是我主动向李敖提出,何不把这些成果综合起来,写一部评传,亦可谓功不唐捐。李敖甚以为然,但是他于血战玄黄之后,颇有厌倦之感,更不愿独力任此“艰巨”,要我做他的“战友”,我既提议在先,岂能临阵逃却,多年酝酿后,我们终于一九九四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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