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 接任笔会主编（6 / 7）

塘残荷”。我不知会不会有一天，有人写国际文化交流史，写到“我们台湾”曾这样坚定地随着季节的更换，以精致素朴的面貌，从未中断地出现，而赞叹我们这份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超越地理局限的文化自信。

在那许多年中，我当然知道所有的努力中缺少长篇小说的英译，就缺少了厚重的说服力。所以一九九0年。文建会主任委员郭为藩先生邀集“中书外译计划”咨询委员会时，我欣然赴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提出建议，大家开出待译的书单、可聘的译者和审查者。开会十多次，每次郭主委都亲自主持，认真倾听，讨论进行的方式，文建会也确实编列预算。突然郭先生调任教育部长，接下去五年内换了三位主任委员，每一位新任者都邀开同样的咨询会，但都由一个副主委主持，先把前任的会议记录研究一番，批评两句，修改一番，敷衍些“谢谢诸位宝贵的高见”的小官僚话，然后散会。这样的会开到第三次，我问那位主持小区文化专家的副主委:“为什么要重复讨论已经议定的事项?”他说:“换了主委，游戏规则也得变。”我说:“我很忙。不与人玩什么游戏。”站起来先走了。从此不再“拨冗”去开那种会，对台湾的官方文化政策也不再有信心。

从笔会季刊创刊起，我便是长年效力的顾问，但是自己太忙，从未过问它的实际业务。一担挑了近十年!那十年的得失怎么说呢?我一直在等待，观察恳求可能解救我的接班人，但是那是一个没有经费、没有编制、没有薪水、没有宣传，也没有掌声的奇怪工作。比我晚一代的好手，稍作考虑即感到这样的献身，甚至不知为谁而战，都说太忙而拒绝接手。事实上，我早该明白，撑着这本刊物是件超级寂寞的苦工，真正的作家都是“单枪独行侠”。笔会原是以文会友的组织，但是兰熙退休后，她所建立的国际友情，如英、法等笔会原创人已渐渐凋零。

一年复一年，我对笔会季刊的感情好似由浅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