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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柏林的苦兔儿(Kultur)(1 / 6)

“到柏林去…”大约是我前世的憧憬。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在柏林留学,在二月冻土的故乡,柏林是我年轻母亲魂牵梦萦的天外梦境。一九八五年整个春天,我在几乎是新建的柏林不停地走着,常常在想六十年前母亲的旧梦好似在此复苏,那个没有见过父亲的,孱弱的婴儿,如今到柏林来担任客座教授,德国人坚持和访问教授Visitingprofessor不同)。正式讲授给学份的文学课程,印在厚重的课程表上:“台湾文学”。就在那半年前,我接到国科会人文组华严主任的电话,说西柏林自由大学(FreieUniVerSitatBerlin)要找一位教台湾文学的教授,他们想推荐我去,问我能不能去?当时我手里拿着电话,怎么说呢?几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这么遥远、转折的邀请,隔了我父亲雷雨多难的一生,我要到柏林去了。我到柏林的时候是四月初,全城的树都是枯枝,只偶见一丛丛的淡黄色迎春花,接机的郭恒钰带我到大学单身宿舍,并且教我如何从邻近搭公交车去学校。我住的街名是Thielallee,读作“梯拉里”,好听极了,因此我从未迷路。第二天早上,我须乘U-Bahn(读作“乌邦”)地下铁路到系里与学生见面。

原来的怕林大学(HambOldt-UniVerSitatzuBerlin)“沦陷”在东柏林,被迫走苏共的路线。三年后,大部份学生,还有教授出走,在西柏林集会,决议成立一个学术自由的大学。一九四八年初,在西柏林美军占领区,在美国大力援助下,创建“柏林自由大学”。二00八年,六十校庆,同时入选为德国第九所“精英大学”,有学生三万一千多人。

开设“台湾文学”为该校正式课程的两位关键人物,一位是那时的校Dr.DieterHeckelmann(海克曼)。他曾在一九七0年代两度到台大法律系任客座教授,带着妻子儿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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