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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一九四八,接船的日子(2 / 3)

没有开始过正常的小家庭生活,就投入我父亲最后的“革命行动”的激流了。他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就组织、动员抗日革命,如今一切努力成为泡影,而有些多年同志仍说在他领导下东渡台湾,续求再起。在我父亲心中,女婿全力接待来台之人,和我母亲在南京每周照顾黄埔的东北学生一样,都已被他纳入革命组织成为支持义勇军,溃败时上阵去抬伤兵的。我那时看着裕昌在基隆、松山机场轮流跑,仓库里行李堆积至房顶,工人们搬进搬出,他指挥、安排一切,从末对我抱怨,与我母亲和两个妹妹也柑处融洽。这个局势绝非结婚时所能预见,奠定了我们婚姻中的“革命感情”,我称它为“稳定基金”的第一笔存款。

这一年我父亲终于来到台北,哥哥随《中央社》到广州,与新婚的嫂嫂王序芬也先后来台,在我陋室落脚一阵子后,父子合力以十多两黄金在建国北路小巷内“顶”了一所日式房子。比我甘蔗板隔成的宿舍略大一些而已。两代同住至爸爸得到立法院配给的板桥自强新村一户水泥平房,将建国北路房子“顶让”出去,所有钱投入迁台后《时与潮》复刊,他仍然乐观地认为奋斗必有前途。

数月后,铁路局在台北调车站后方空地盖了几幢水泥墙和地板的宿舍,配给我们一户。我们喜孜孜她去住了三天左右,才知道每次调动火车头,黑煤烟就灌进屋内,尚未消散,下一辆又来灌满。我咳喘复发,无法住下去,又逃回甘蔗板的家,但也没有权利再要求配发宿舍:

临时住此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我的身体竟日渐赢弱。那时有一位大陆来的名医韩奇逢。他在抗战时曾捐飞机报国,在火车站前方应诊。爸爸觉得中医不够科学化,妈妈半强迫带我去看他。他不费劲地把把脉说,“你这女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母亲连连点头说,“对,对,这孩子先天不足月,小时候长年生病。”他叫我吃他那著名的乌鸡白凤丸,一定强壮。我回去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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