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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城门楼上的头颅(2 / 3)

日子里,母亲不再是个哭泣的女人,她与我父亲两人的感情,在那样动荡的局势下开始建立起稳固的根基,她觉得能与他共患难是幸福的,那种全心全意的接受与奉献,给我成长过程最大的安全感。她八十三岁去世前不久,我们曾谈到新时代女性有选择权的婚姻,我问她现在是否仍会选择嫁给爸爸?她当时未答,过了几天,她说:“我还是会嫁给他。他虽不是“家庭第一”的男人,但他是温和洁净的真君子。”

从天津回到南京后,我家先租屋住在傅后冈街。

那是一间小小的新房子,对面有一大片空地,长满了高大的槐树,初夏时开着一串串淡黄色的香花,是我终生的最爱,和芍药花一样,给我强烈的家的幸福感。

每天早上,我和邻巷的同学段永兰及她的表哥刘兆田,沿着新修的江南铁路铁轨去上“鼓楼小学”,路上有开不尽的蒲公英和杂色小花。

一九三三年刚放暑假的时候,妈妈生了我的大妹妹,爸爸为了纪念故乡辽宁,为她取名“宁媛”。

她是个圆圆胖胖极健康可爱的婴儿,白天笑口常开,但常常到了晚上就哭一阵。妈妈怕她吵爸爸睡觉,只得抱着她满屋子走。

刚来帮忙带孩子的李妈愁于帮不上忙,有一天求一位来南京述职的地下抗日同志杨梦周先生(他那时住在我家,等待去新疆投效盛世才),帮她写了一幅她家乡安徽凤阳的敕令: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行人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亮。”求我哥哥上学时贴在大路的电线杆上。

我们天天经过都注意,有没有停下念三遍的人,又很怕被爸爸发现会生气。他参加南京中央政府最大的理想就是破除迷信和陋习,全民建设新中国。

我读鼓楼小学的时候南京充满了新气象,我已经九岁了,记得到处都是“新生活运动”的标语;我们小学生还去帮忙贴标语,诸如“不许吐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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