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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稿: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1 / 4)

感谢赵旭东教授邀请我来到这里,赵教授是中国精神科和心理治疗方面的权威,他很谦虚,不承认自己是权威,我对他说,你把崔永元著名的抑郁症治好了,你治好了一个权威,你就是权威了。今天,这个权威冒险邀请我这个门外汉来这里演讲,让我担心他的心理是否也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我想,没有一个人在心理上是完全健康的,起码不可能一生都健康,心理医生也不会例外。事实上,我们人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焦虑,对尚未发生的事情的担忧和害怕,这样的心理或多或少地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态度和思维方式。1997年的时候,我在香港丢过了一次护照,历尽麻烦之后才得以回到北京。护照的丢失意味着身份的失去,此后的三、四年时间里,我每次在国外的时候都会梦见自己的护照又丢了,然后一身冷汗醒过来,才知道是虚惊一场;而且无论我是在开会演讲,还是在游山玩水,每隔四、五个小时就会神经质地去摸一下护照是否还在口袋里。直到今天,我出国前整理行装时,首先考虑的是穿什么样的衣服可以保证护照的安全,然后再考虑其他的。可以这么说,香港的那次护照丢失,让我在此后十年的时间里只要置身异国他乡,就会出现焦虑,害怕护照再次丢失的焦虑,这是对自己可能再次失去身份的恐惧。

当然,我生活中时隐时现的焦虑和崔永元的抑郁症相比微不足道,我今天之所以有胆量站在这里说话,是因为我有一个强有力的伙伴,我多年的朋友崔永元先生。

我从事的工作是讲故事,用《巴黎圣母院》里吉普赛人的标准,我就是那种将别人的故事告诉别人,然后再向别人要钱的人。我今天仍然要讲故事,今天是免费的。

赵教授告诉我,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这四十年来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天翻地覆的变化。

三十多年前,也就是文革后期,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当时男生和女生之间是不说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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