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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2 / 5)

谐……莫言的《红高粱》在这些方面满足了一个时代的阅读期待: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他用性与欲望代替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因,以土匪的视角解构了教科书的抗战史叙事,以家族回忆的方式替代了民族、国家这些宏大的词汇,被称之为“新历史主义”的开山以及代表之作。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红高粱》的写作方式,绝不仅仅是莫言自称的要抵达“历史的某种真实”,而是历史为什么竟会以这样的方式讲述。很多人都会对父母的情史有极强的窥探欲,对物质财富有隐秘的抢夺欲,这并不奇怪,哲学家说人们都喜欢问“我从哪里来”。但在中国的伦理框架下,并没有多少作家愿意或者说有勇气探究这些秘密,《红高粱》扯块“家族史”的幌子,已经算难得了。回想一下当年电影院里令人激动的那些场景,我们就会知道,这样充满荷尔蒙和情欲的叙事绝非偶然。最蓬勃的生命力,最理直气壮的情欲,最张扬的色彩,最狂欢的表达,在观众和影片细节所达成的每一次交流的默契里,已经暗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欲望时代的来临。那些重新合法化的物欲和情欲并非历史的场景,而是一个时代心态的真实摹写。在这个意义上,《红高粱》与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一样,同样是最具政治意义、最吻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文本。

这是《红高粱》被读者接受且被影片定格的基调。但我却惊讶地发现,二十多年后的这次重读,是一次冰凉的相遇,它远没有我记忆中的那么焦躁和炽热。它是幽深的,迷茫的,甚至是忧郁和诗意的。它同时具有文和野的两个方面,或者说,它的蛮力与激情之后,隐藏着对于战争、死亡与人性的诗意表达。只是这一面,在文学史和批评史的叙事里被轻轻抹去了。也许是对于50~70年代革命历史叙事太过不满,当时的评论家有一种经典化的急迫,而这种急迫表现在放大莫言与以往叙事不同的方面,比如狂欢化的“民间”立场,比如拉美风的魔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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