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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7 / 8)

即使我在那里成为一个演员——因为我长着这样一张中国人的脸。柏林墙已经拆了,但是在德国的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会有一道墙,就是中国跟德国之间文化的、生活习惯的墙。

回到北京,当天我就到了剧院,迎面碰上于是之老师,他问我:“你还回剧院吗?”我说,回。

后来我跟牟森在电影学院办了个培训班,推广格洛托夫斯基表演流派。培训班的那些孩子大都来自农村,自我感觉长得像张丰毅或巩俐,就觉得能当演员了。我跟他们说,估计今后你们这些人里一个演员也出不来,他们特别沮丧。

我带着学员们排《彼岸》,剧本是高行健写的。在电影学院演了六场,好多先锋派艺术家都来看,他们说,这才是中国的先锋戏剧。崔健也来了,看完之后说,你们什么都是中国的,怎么就音乐用外国的?回去他写了首歌,也叫《彼岸》。

格洛托夫斯基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流派最大的区别是,格洛托夫斯基认为任何人,只要智商没问题,都有成为好演员的潜质,就像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一定数量的金子,差别只是我露出了三四公斤而你只露出了半公斤,老师不是教授者,而是掘金者。怎么掘,全靠老师的经验和理解。在这个流派中,老师的言传身教特别重要。梅尔辛师从格洛托夫斯基本人,是嫡系传人,这也是为什么她把传人看得特别重。

在中国,格洛托夫斯基流派只有我会。给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学生排《死无葬身之地》时,我不跟那些90后去解释纳粹和存在主义,我告诉他们:“把这个戏当成职场戏来演就行了:你想跟老板告密?我们挤对死你。”——什么生死险境,一说这个他们就懂了。我不信谁演个戏演完三个月还“从角色中出不来”——那是装。格洛托夫斯基流派就是这样,你不需要知道我想什么,只要看到结果。

回国后的六年我一直在拍影视剧,后来,我又回到了戏剧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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