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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3 / 8)

奖学金,而打工所得维持日常生活。他把自己的压抑、恐惧、对男性的情欲,都投射在了阿正身上。

骑摩托车经过大片草坪,出校门进入志学街,再拐入一个小巷子,看到田野里有一栋房子。这是一家咖啡馆,叫9803。我约了吴明益老师在这里见面。

在第一学年,他痛快答应,成为我的指导老师。我们师生之间关系松散,偶尔碰面。他给我很大的空间,很少摆出老师的架子。我既知创作之路只能独行,许多问题难有答案,不如不问。只大而化之,闲聊两个小时。

私下见面时,吴明益很放松,但仍然诚恳应对我的每一个疑问。这样认真的个性,让我想到,他说自己成长在一个保守的家庭,一直到念大学,还不敢自己去佐丹奴买衣服,要请姐姐帮忙。

我说在台湾读书,让我思考两岸文学体制的不同。一位同学写了一篇关于已故舅舅的散文,她说:“我想投文学奖,就去看历年文学奖作品集,结果发现,得首奖的散文都有一个人死了,于是我就写了一个死人。”同学们大笑,她也笑,又敲着桌子叫:“但我舅舅也是真的死了!”

比起我这一辈中国大陆的写作者,台湾的同学对写作更自觉,在如此年轻的时候,立志做一个作家、诗人,令我羡慕。他们的稿件打印出来,奔赴台湾大大小小文学奖,有的同学已经拿了不小的奖项,名字出现在报纸上,系办的贺报上,他们也因此更有信心地继续新的创作。尽管在台湾,很多人批评文学奖,但我仍然觉得,有如此清晰的登上文坛的路径,台湾文学青年是幸运的。

我们也曾有过清晰的文学路径,那是社会主义时期,作协、文联、文学期刊,但是到1990年代开始,我们已经不阅读,也不信任文学期刊,看不上作协、文联,也不可能被他们看上。和更年轻的韩寒、郭敬明相比,我们也还没有学习到文化商品的厉害之处。关于文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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