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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6 / 7)

字印成铅字,成为当时颇具荣光的传统媒体人。

艾国柱希望抓住这个机会。但父母和奶奶阻止他。他向组织部请假三天,临行前喝了酒,看着暴怒的父亲和哭喊扑打的奶奶,跳上出租车,钻进了火车站。

第二天到了郑州,面对高楼,他张开双臂,做了个电影般的仪式,他对自己说,郑州,啊,我来了。当晚,艾国柱住进报社安排的宿舍,对着窗流了一堆眼泪。他开始学做编辑。

离开瑞昌时是请假,保留着回去的余地,家人一直打电话催,要艾国柱回去上班。但《郑州晚报》又没立即签合同,艾国柱的命运就悬在了半空。每次接到家乡电话,他都大醉一场。组织部不同意停薪留职,催得越来越紧,艾国柱没有勇气做了断,一直拖延着。审判又来了,有一天他得知,自己已被取消了编制,彻底离职。

后路断了,瑞昌县回不去了,“就像有什么东西掉进深渊”。此后艾国柱不敢回家,一直等到半年后在报社转正,这年底,他的工资由瑞昌的八百块变成了郑州的两千八。

郑州是省会城市,有瑞昌县城不能比拟的精神资源。一次在网上讨论读书,朋友要艾国柱把读过的书列出来。此前自认为博学的艾国柱,列了十一本之后,再难下笔,第十二本,他写的是“读者合订本”。

朋友讥笑他,读者合订本能算是书吗?

艾国柱脸红了,这年他26岁,此前的主要阅读是《参考消息》《体坛周报》《杂文选刊》《故事会》等报纸杂志,完整读过的名著只有两本:《红与黑》和《茶花女》。这些阅读积累给了他养分,支撑着他早期的球评写作。

艾国柱开始了有计划的阅读。他扔掉了过去上瘾的东西——王小波、柏杨、李敖等。暂时不知道读什么,他找来大学生和文学编辑,搜罗别人喜欢的外国名著。在郑州,每两个星期他去一次书店。通过这种笨拙的方式,艾国柱开始积累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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