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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与刘宗周在“严以治吏”这个问题上,争得面红耳赤,这表面上看似是一个具体问题,但实际上,涉及到的是要用儒家的“仁德”感化,还是用法家的严刑震慑。
本质上是儒、法之争。
加入到争辩的人越来越多,支持刘宗周以仁德引导感化的人占到了多数。
对此,秦牧一点也不意外。
但王夫之虽然势孤,但也不是完全孤立,象谢经纶等人都站在他这边,一起摆事实说道理,一条条地反驳着对手,极力向秦牧推行“宽以养民,严以治吏”的治国思想。
最后竟然杨廷麟也站了出来,为王夫之辩护道:“陛下,王学士提出宽以养民,严以治吏。臣以为亦有其道理。明洪武剥皮充草之酷刑虽不可取,但古之君子,无不是宽以待人,严于律己。为官者变当有此君子之风也!
为民者,纵有奸邪,为祸亦有限。为官者食君之禄,治理一方,责任重大,若贪脏枉法,则祸及一方矣。由此而论,王学士倡议宽以养民,严以治吏,实不为过也。
再者,儒家之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首重于修身。若为官能严守本份,持身清正,何惧律令之严也!”
黄宗羲立即出来说道:“陛下,治乱世方可用重典,如今天下已靖,四海平宁,以严法令,重刑律治国,实不合时宜。
王学士,杨尚书所言,虽不无道理,然只适合用于明末那种朝野纷乱之世,我大秦如今民心思定,吏治清明,再施重典则适得其反矣!
纵观历代。除明初以严刑治吏外,各朝无不以尚宽简,务清净,轻刑罚,薄役赋治世,陛下推崇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何曾外乎是?”
刘宗周也说道:“文景、贞观之世,尚宽简,务清净。使国力民生很快恢复,国力大增。然文景之后有七王之乱,贞观之后,有武氏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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