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我的方向得换了，太难受了。”
学者们议论纷纷，站起来提问的，与其说是质疑者，不如说是不接受现实者。
粗暴的解题思路有一点好，它的答案实在啊，也没有那么多的弯子可绕。
如果将人体比作一个广场，人体基因组计划，就是想知道广场上每个人的位置和身份。
逐个克隆法是怎么做的呢：它一个一个的问这些人。
杨锐的鸟枪法呢？他就是突突突的打过去，射出一广场的碎肉，然后派小弟去拼碎肉，再认脸识人。
对这种解题思路，你有什么好质疑的？
尸体都在原位上摆着呢，不相信就去核实嘛。
杨锐一一回答，娴熟的像是老屠夫，三言两语间，就将一头猪拆的看不出形状了。
学者们自寻熟悉的部位认证，确认无疑之后，屠夫的工作就算是完成了。
大家各自买肉回家，该炖汤的炖汤，该红烧的红烧，该糖醋的糖醋，世界和谐，一片大同。
至于隔壁屠夫卖的瘦猪无人问津，就怪不得别人了。
谁让你选的猪不好。
有杨锐加入的，人体基因组计划的例行会议，在一片安静中闭幕。
杨锐带回的，不仅是具体的工作安排，还有学界的一片赞颂与……怨念。
当然，对于北大离子通道实验室，华锐实验室，或者北大本身来说，赞颂与怨念，都是极好的东西。
在这样的气氛中，连媒体都变的乖巧许多，只是循例报道了一些人体基因组计划的进度。
杨锐也难得清静了两天。
到了坐机回转的时间，才有几家媒体又来采访。
或许是有了几天的时间做缓冲，媒体的问题都更有指向性一些。
例行的个人八卦和行业八卦之外，一名记者才突然袭击似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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