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周对于杨嗣昌的攻击，却完全是站在理学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的。他认为即使天下再缺乏人才，也万万不可用像杨嗣昌这样应该在籍守制的“不祥之人”，因为这是违天理、逆天道的。杨嗣昌不能坚决回避辞免，就是贪图禄位，居心阴险。
而对于议款，那更是关乎国家大节，即使有百利也绝不能行。何况他还认为，就是从眼前利益来讲，议款也是行不通的。并且他在奏章中说：“不用说建虏必不可款，款必不可成，成必不可久，即使款矣、成矣、久矣，目前宁远、锦州、遵化、蓟州、宣府、大同之兵，何处可撤？”
不过这个逻辑却相当有趣。黄道周似乎认为：由于不好安置因和平而裁撤的军卒，那就根本不应该去追求和平。这样高明的逻辑都能够被推导出来？真心献上我的膝盖啊！
可黄道周的地位和声望远非几个普通言官所能相比，他的攻劾所造成的影响力也就超乎寻常。在这样一股风潮中，杨嗣昌款虏误国几乎已成了舆论中的定评，他在精心筹划十面张网中取得的功绩也被轻松地放置在一旁，没有人愿意为他评功摆好。
好在崇祯皇帝在这个问题上并不糊涂。他出于天朝皇帝的傲慢和形势好转带来的盲目乐观，完全不愿考虑“议款”的建议，但对于杨嗣昌的信任和珍视却并没有因此而减弱。他也清楚，朝臣们攻击杨嗣昌带有浓厚的朋党意味，在“款和”问题上立论虽然同他一致，用心却全然不同。他还是一心一意地信用杨嗣昌，同时也禁止再议论对清方构和的问题。
此外，崇祯皇帝还为杨嗣昌的上位扫清了障碍。在六月，他又一次对内阁进行了大改组。他先是在此之前把首辅张志发和黄士俊、贺逢圣、孔贞运先后免除了阁职，这样内阁中已经没有一个同温体仁共过事的人了，而且人数骤减。
之后。崇祯皇帝就开始“逗你玩”了。为了充实内阁，他先组织了一次对重臣的策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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