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高层的隐秘事，他的官职也太小。庙堂上也没有吴世恭插嘴的地方，现在明白了郑凌的这个推测以后，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无非是让吴世恭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罢了。
但是，郑凌的另一个大胆推测就对汝宁军是至关重要了。
通过邸报所知，现在在山西的农民造反军队的情况并不是太妙。
崇祯五年十二月初七日，临洮总兵曹文诏奉命和部将马科、曹变蛟等人一道，带领“逐一挑选、屡经战阵”的马步兵丁三千五百人由甘肃庆阳开拔，经潼关渡河，前往“山西蒲州、河津贼聚等处。转至平阳、潞安一带各贼四犯地方”
明廷对剿匪首席刽子手曹文诏部入晋会剿，寄予了很大希望。崇祯皇帝亲自批准给曹文诏先加升一级，授权“节制秦，晋诸将。”而马科、曹变蛟等也分别升官以资鼓励。明朝朝廷希冀把陕西的战果扩大到山西，一场围歼山西起义军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而为了对付鏖集山西的明军。农民造反军队采取了避实就虚的策略。崇祯六年正月，他们东跨太行山进入畿辅地区。出现在顺德（今河北省邢台地区）、真定（今正定）两府境内。这使明政府深感不安。
为了堵御农民造反军队进入畿南平原地带。保护京师的安全，明廷急忙抽调通州兵二千，昌平兵二千，会同保定总兵梁甫部八千人，配合大名兵备道卢象升和山西官军夹剿。
在同明军作战中，农民造反军队充分发挥了流动作战的优越性。他们在晋、冀、豫三省接境地区不断转移，避开官军的重兵，相机出击。这就使官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里所说的河南地区是河南省黄河以北的地区。而吴世恭的汝宁军认为农民造反军队进入的河南，为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因此。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
这一打游击战，明朝朝廷内的矛盾也激化了。兵部指责“河南不塞太行之险，揖贼使入，不得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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